朱子文稿 古淡平和—理学家的审美境界

    朱熹(1130-1200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且他的书法在南宋也占有一席之地。
    朱子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巨匠。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如《宋史》中所言:“黄榦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因此，朱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排位是孔子、孟子和朱子，被列人圣人的行列。于是，自南宋之后，朱子理学已成为独尊天下的“圣学”。
    朱熹作为大理学家、大哲学家、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圣人。朱熹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尊者形象。他这种形象是天生的，他的童年有这样的记载:“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在天真活泼的童年，他竟然以“圣人”形象俨然于同龄群童之中。“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朱熹在临终时还要作一番姿态:“手书属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黄干，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这些记载无不给我们留下一个从小到老始终是“扳着铁青面孔冷眼看世界”的形象，毫无“性情”可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朱熹作为思想家而客串诗人，写的诗是那样的动情:“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客串书法，又是那么情趣盎然，富有生机。
    就书法本体而言，破法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按北宋苏、黄、米所开创的“尚意”书风来说，到朱子之时，应当更加具有精神意蕴，气势如注而逸趣横生。然而，南宋却无一人具有如此天赋，倒如其时局一样，偏安守隅，未有鼎力创新之人。似乎只有朱子，以思想家客串书法家，能以书表意，精能之至。但其所表达的情感与艺术所应表达的人类普遍情感似有些许差距—亦即只感染了一点宋人“尚意”意趣，未能表达出时代的思潮。这大概是朱子所处的时代使然。
    朱熹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不得志的一生。他“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革瓢屡空，晏如也”。朱熹的一生像孔夫子一样设坛讲学，弟子三千:“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黎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朱熹治学严谨，“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他平生志在儒家经典，“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

    【南末】朱熹《书翰文稿》(局部）
    朱熹的书法初学汉魏，尚唐主张复古而不泥古，独出已愈，潇散简远，古洛和平，非流俗所敢望其项背者，大有魏晋之风韵。

    在不事激越、谨小慎微、维护传统的既定法度、秩序的情况下，写胸中意趣，这是朱子书艺的特点，也是其对书艺的精深解悟。据史料记载，朱熹“工书，笔势迅疾，规于诸家矩镬，善大字”。《易系辞碑》是朱熹所书大字行书碑刻，墨迹已流人日本。《易系辞碑》书刻内容为《易经·系辞》的节句。碑为一组四通，共14行，每行8字，共112字(略书迭字不计)，字径12至14厘米，是朱熹存世仅见的大字石刻遗迹。笔力凌厉豪劲，结体纵横争折，章法自然天成，显得格外爽朗俊逸，是朱熹书法的代表作。作品有朱熹名款及“定静堂”印记。初由其门生蔡元定刻存于湖南常德学府(今湖南省常德县)。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大同做官的屈钟岳，依早期拓片在大同翻刻，现存大同市博物馆碑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