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惫难识而法易知”

    方孝孺，生于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7),段于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浙江宁海人，字希直，又字希古，克勤子。王世贞《弇州山人稿》称“希直不以书名，而刚方不折之气，流溢笔墨间”。他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全面地比较了历代各家的书法、看到了不同时代的书法有不同时代的美学特点，后代之于前代，其中有继承也有发展。他一反时人只重法度无视“书意”的书法见识，提出“意难识而法易知”，其实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法”的讲求而不知“意”的把握。书法的价值、书法的美在哪里呢?他实际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书法美学观问题。他写道:

        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故其书如稚人胜士，潇洒蕴藉，折旋俯仰，容止姿
    态，自觉有出尘意。陵迟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备。而怒张挺勃之气亦已霉类。
    初唐诸贤去古未远，故扰有晋宋遗风。古人所为，常使“意”胜于“法”，而后
    世常“法”盛于“意”。“意”难识而“法”易知。颜、柳之书，余一见之即知
    其美，今始识其用意之妙。正扰有道君子，泊然内运，非久与之居，不足知其所
    蕴也。
                                                            (《逊志斋集》)

    虽然方孝孺心目中也只有晋唐书法(这没有什么奇怪，时代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他的着眼点高人一着，他首先看到“其书如雅人胜士”，“自觉有出尘意”。原因就在于“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因而那“潇洒蕴藉、折旋俯仰”的容止姿态，正是这种精神气格的对象化。初唐欧、虞、褚、薛“去古未远，故犹有晋宋遗风”。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中唐，法度森然大备，怒张挺勃之气显露。    原因就在于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不同，古人“意”胜于“法”，后世常“法盛于意”。“意难识而法易知”。根据古人的字迹去研究其法度并不难。(他把一些人所谓的“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秘”的神秘论批判了。)而“意”，即书法内蕴之美却是很难识的(他实际对只知有晋人法而不识晋书意的书学观也批判了)。识“意”如识“有道君子”，“非久与之居，不足知其所蕴”。学古人书，不要只知形式，不深识内蕴。这样子学书，其审美境界是高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