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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同书认为“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

书法史 笔耕砚田 3年前 (2019-06-18) 870次浏览 0个评论

梁同书认为“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

    梁同书,字元颖,号山舟,生于雍正元年(1723),段于嘉庆二十年(1815),浙江钱塘人,乾隆壬申特赐进士,官讲侍,性好书,12岁能作孽案大字。其主要书学思想、书法美学观,集中反映在其《频罗庵遗集》所载与孔谷园及张艺堂等论书函中。
    梁同书是一位不迷信古人,能从事物发展中思考问题的书家。他承认“古今人不相及,自宋元以来,便历历如是”。其难能可贵处,不是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是从时代的高度看问题:

        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

    时代不同,条件不同,创作心态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书艺。并非个人的能力修养不能至,也不能离开了时代硬拿古人的、古代书法的标准看时代的书法。时代不同,自然有不同的审美标准。

        必欲尽以古人衡之,则无完肤矣。即如南宫之妙,若云“古穆”两字,便
      已隔尘。

    分析得多么好!如果尽拿古人的尺子衡量本时代的书法,就会无一是处。人们承认米苇书法之妙,但是若以“古穆”要求米书,和古人就不能比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为什么这种状况不能改变?
 
        盖运会为之,性情为之,不可强也。

    时运,机会(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同时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条件下,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情为之,这是无可强求的,为什么要强求呢?

        设使强而至于“古穆”,则墨猪、木算子等流弊百出。又孰得孰失耶 ?

    时代风格是做不出来的,也是不必强求的。书法是做作不得的,为了求“古穆”而做作,其结果失去了自然,失去了情性,反而成了“墨猪”、“算子”。这不是得,而是失。他实际把那些评时人书日“古拙、古穆、古雅”的,把那些不知如何学古人,不知如何抒发自我情性的评审模式都批判了。的确,有人提出学汉隶要求有不可言说的“碑气”,学甲骨要求有甲骨气,写简要有简气等等,对此,他实际也批判了。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物质条件,以不同的创作心态产生的艺术,又经历史的特殊“加工”所自然形成的古迹,今人以新发之墨,新造之纸,今人的艺术意识进行挥写,何可得古人神韵?这岂不是自欺欺人,自误误人?

        《定武兰亭》如麒麟凤凰,久不可见矣!在唐人自见之者多,而褚登善即用
    我法行之,全不是《定武》面目,其势有不能也。而名公不肯为腕下鬼所缚,
    取其神而已,取其意而已。吾辈评书似亦只宜如是。
                                                            (《复孔谷园书》)

    应该这样评书,也应该这样学书,这种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落脚在一定时代条件下论书的精神,是自古以来少有的:

        古人何等伎俩?何等才力?而况气运有厚薄,与会有浅深,宋不如唐,唐不
    如晋,古人且然,又况今人乎?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今人只写得自家腕熟,或
    于高远有小分印合处,若一味临幕如俗工写真,耳目口鼻,尺寸不失,生气尽而
    神气去矣。仆尝谓帖宜置几案以自表发,不宜刻画以自缚者此也。
                                                          (《与温一齐论书》)

    承认古人,承认古人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以其才力创造了足为楷模的艺术,而不是笼统地盲崇古人,这一点也不同于一般宗晋法唐者。但是他也有认识问题的拘囿处,即所说“宋不如唐,唐不如晋”。这也要看以什么标尺衡量,站在什么角度衡量。如果只以行、楷,如果只以萧散超逸为标尺,是可这样说的。如果诸体全面来看呢?如果比不同的艺术追求呢?恐怕就不是那样一回事了。因为那样看问题,就必会得出这样一个消极的结论:“古人且然,又况今人乎?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今人就只能无可奈何地“只写自家手腕熟,或于高远有小分印合处”。这书法艺术还会有什么发展?不过,这不能怪他。因为他自己没有找到创新的途径,也没有看到别人创造新面目。也还认识不到取得新成就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但是他看到了当时学书人的通病:“一味摹古”。这是他所坚决反对的。
 
 

 

梁同书认为“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2)

 
 

“若一味临摹,如俗工写真,耳目口鼻,尺寸不失,生气尽而神气去矣”。作书,到底要有“生气”、“神气”。他十分强调这一点,这也可以说是他不同于明代那许多保守派的基本美学思想。

        山舟曰: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书一一摹画,如
    小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者否?羲缺
    父子不同,临《兰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颜平原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
    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绳尺。故李北海云:学我者死,似我者俗,正为世之向本
    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针。

    写我自己!自晋唐以来以书名家者,无不各有面目。但这一事实,元明以来人们并不重视。一个以摹肖古人形式为审美理想的思想,统治了元明以来书坛四五百年。也有所谓“求神似不求形似”之说从反映现实形象的绘画中借来。为什么一定要神似古人之迹呢?梁山舟明确指出这种偏颇的学书思想,道理浅显,足以服人,比那些自己不能自拔,还要人再钻进去的人讲得实在多了。
    他不人云亦云,能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还表现在对一些传统观点的新认识:

        心正笔正,前人多以道学借谏为解。独弟以为不然。只要用软羊毫落纸,不
    怕不正,不怕不着意把持。浮浅忧惚之患自然净矣。
                                                          (《与温一齐论书》)

他彻底剥去前人用笔论的神秘外衣。笔正、锋正只是用笔方法问题,劝诫人立学修品,就直截了当,何必把道德观当了决定技法的问题,人云亦云千余年呢?
    友人张芭堂问:“古人云:笔力直透纸背处如何?”梁同书的回答是:

        当与天马行空参看。今人误认透纸便知药山所云“看穿牛皮”,终无是处。
    盖透纸者,状其精神结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笔若游丝者,何尝不透纸背那?米
    襄阳笔笔厌纸,笔笔不着纸,所以妙也?

    这段话,把流传已久的“力透纸背”之说从庸俗化的理解中纠正过来。书法上所说的力度、运动势如“千里阵云”、“人木三分”等等,都是一种视觉上的审美效果,而不是真实的物质现象。必须把墨透到纸的反面去就叫力透纸背,那碑书之字的笔力又如何“透”法?
    梁山舟不信“心正则笔正”,也不信人品制约书品,他在答张芭堂论书中还说:

        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
 
     这不是在宣传天才决定一切,而是认为天才(艺术气质、敏感,艺术领悟力等)是学书的重要条件。因为写字并非只需依样画葫芦的能力,书法修养是具有这种性分、气质的人经过锻炼获得的艺术表现力。不要怕承认这一点。自来有许多人在写字上下过大功夫,但能成为书家者不及百一。原因就在于:虽肯下功夫,也有机会多见识,但本身没有这种素质,没有这种领悟力,他可以经过磨炼获得工力,有作实用书法的技能,却无法使自己成为有艺术创造力的书法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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