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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介入—帖学的衰微与碑学的勃兴

书法史 笔耕砚田 2年前 (2019-06-18) 724次浏览 0个评论

金石学介入—帖学的衰微与碑学的勃兴

    嘉庆、道光以后,帖学极盛而衰。造成这个衰落现象的原因很多,就帖学本身而言,赵、董之垄断清初书坛,实在因帝王的偏爱;而且科场、衙门,厉行馆阁,加之,文字狱的苛烈,使一切捉管者不敢稍有玩忽。至嘉、道以后,前此在乾隆时代的考古、小学成就早已卓然,一般文人群起借助于金石以证经订史,这便使书法家在帖学之外,忽见一光明界。加之,金石出土日益增多,摹拓之迹流传日广,最初是作为考古资料的金石,却意想不到地成了学书者所摹范的样本。嘉、道以后,清的国力已江河日下。科举之弊,到了晚清,成为变法者力攻的目标,其中以小楷取士,尤为有志之士攻击最力。凡此种种,无不酝酿着求变的条件。碑学的勃兴,至嘉、道后蔚为壮观,也是历史的必然。何况,审美趣味也常常是在变化中,清人中不乏提倡“丑”,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最终有了碑学的产生。
    康有为论碑学之兴云:“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学之大盛。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集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灌而发其光彩,摹拓以广其流传。……是碑学蔚为大国,适乘帖之敝,人续大统,亦其宜也。”金石学的兴起只是碑学坠地的最后一帖催生剂。万事俱全,只欠东风,吐故求新,早已在历史的母腹中胎成.至金石学勃盛,碑学便告诞生。
    碑学借复古之名以行创新之实。 因为,自李唐以后,书法都本南宗,出人于二王。而碑学,篆则宗秦、隶则宗汉、真书则取六朝,六朝碑板,又以北魏为多。清初帖学,取法不远,都步赵、董后尘,而碑学则直追中古以上,所以大异其趣。金农、郑燮之流,宗古而力求其新,取汉隶、魏碑的精神,而创为“漆书”、“六分半”书,面目一新。于是,碑学遂告问世,这是书法思想的一大转变。
    自碑学盛行后,只攻帖学的专门家便极少了。即使习碑诸家,行草仍多习帖。道光、咸丰以后的书家,碑帖兼擅,如曾国藩、何绍基、翁同和。
    理论的开拓,书外之学的启迪对于一代书风的造成,关系之大,在清是最明显的。自傅山首倡“宁丑”之论,阮元又有北碑南帖之说,继此,包世臣与康有为前后呼应。于是,学者、画家群起以新面目见于书坛,从邓石如而至康有为,遂成洋洋巨流,其影响更及于当代。
    唐人学帖,是学晋人墨迹,宋人则以翻刻的幻淘帖》为范,这种情况,至明最甚。清初是赵、董的天下,所以,祝嘉先生说“明代书法,已走到末路,到了清代是走上绝路了”。书法思想同样进了死胡同。碑学的兴起,是书法思想的大解放,不仅向学书者展示了帖外的另一新天地,且风格流派、批评标准、审美趣味等等,无不以新思想去另立其说,最终至康有为而集大成。所以,碑、帖之异,不仅仅是一个取法于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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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介入—帖学的衰微与碑学的勃兴(2)

 
 

    帖学以心淘捉办为临摹范本,上宗右军为鼻祖,而所宗守的,已非右军书真貌,其流弊可想而知。且自李世民嗜右军后,历代帝王尊右军若圣,令天下人趣味皆同一人之嗜,艺术思想之受到窒息,可想而知。到清初,帝王尊赵、尊董,更下一筹,天下不归于赵,即归于董。康、雍时代,董书风行天下,查士标、姜衰英、朱彝尊、何悼、张照、王澎等,莫不以董书为人门之径,只有王铎、傅山在香光外另辟蹊径,但与大流相较,实在只是一细脉微音。所以,康有为说:“国朝帖学,荟萃于得天(张照)、石庵(刘墉),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乾隆时,赵书复夺董书之位,也是因乾隆帝的爱好异于康熙,以一人之好,而赵书称盛一时。尤其科场、馆阁中,制限最严,只有少数在野之士,不阿时好,不以赵书为宗,反能异军突起。邓石如生于乾、嘉之间,不参加科举考试,力违时尚,以刻印而悟笔法,得力于秦金、汉印、碑额、瓦当、砖款。包世臣以神、妙、能、逸评书,独邓石如登神品。秦金、汉印、碑石、瓦当之类,多出于民间之手,以此为宗,思想观念便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帖学之弊还在宗守一家之书,使书法艺术囿于有限的美学涯限之中,不能充分展示个人的精神,碑学于帖学的颓势之时,另走他途,上追秦汉,师法金石,从民间艺术中获得生命,由此,书法思想便空前活跃。
    碑学的兴起,隐隐有反满的民族意识在推动。碑学的兴起、帖学的衰微,恰与清室皇权由盛转衰同时。在野之士,不阿时尚,不逐名于科场,不以帝王的趣味为归宿。乾、嘉间,朴学的盛况,正是一般学者慑于文字狱的苛虐而潜心金石的结果,金石学又在事实上导引出了书法的新流派,直至康有为,力攻帖学,反对科举以小楷取士,更明显地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变洲顷向。赵松雪之被诸多攻击,实在不是因书法成就不高,是恨其为贰臣,转而攻其书之圆媚,这也有非书法思想的因素存乎其中。帖学之堕人科场、馆阁,是已走人官方之般中矣。所以,碑学的兴起,对于书法艺术而言,实有起死回生之功。
    清朝后期书家,犷艺舟双椰以四家为登极者:“集分书之成,伊汀洲(秉缓)也;集隶书之成,邓顽伯(石如)也;集帖学之成,刘石庵(墉)也;集碑学之成,张廉卿(裕钊)也。”祝嘉伟法源淤评四家称:“秉缓得力于汉伽方碑》,浑厚劲健,故自不凡。石如隶书,取教片及博,篆书得力于李斯为多。刘墉用功虽深,然终未尽脱馆阁体,未见超凡。张裕钊笔力极健,下笔洁净,惟于结构上,绝少变化,近于布算。科举中人,像缠过脚的妇女,虽经解放,仍是不能与天足比的了。”抑帖扬碑的康有为,取法于《石门铭》《瘗鹤铭》《爨龙颜》等碑板,其书气象雄阔,愈大愈妙。康书以神行,而不斤斤于点画笔墨,可以说,这正是从帖学思想中解放出来所悟得的方法。
    碑学从一开始,便具有很明确的批判意识,批判的目标便是帖学。这不仅仅使湮没千余年的金石书法大放异彩,更由此建立了一个迥异于帖学的艺术流派及理论体系。集这个体系大成的,便是撰写《广艺舟双楫》的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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