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法到重情—唐代初、中期的书法思想

    李渊灭隋，定国号为唐，享柞二百八十余年，文教武功，皆称极盛。
    唐代书学，褒之者以为不减于晋，贬之者以为古意已漓，不复能出新。这两种观点的代表者，可推马宗霍与康有为。
    马宗霍称:“唐代书家之盛.不减于晋。固由接武六朝，家传世习，自易为工。而考之于史，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唐;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矣。”
    康有为则谓唐人“钻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选奏，渐灭尽矣”。祝嘉响应，谓书至唐，“江河日下”，“大势已去”。
    卑唐之论，宋人已唱。姜夔《续书谱》云:“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人矩，无复有魏晋飘逸之气。”
    以上诸家，虽褒贬不一，实皆言楷法。楷法至唐而拘媚，乃制度造成，以楷法遒美取士，则天下学子，尽就范于程式，自由思想几近于无。以书取士，虽始于汉，但汉时律令不严。至唐，唯以楷法为择人条件，尽力推行，天下从风。然楷书以外，唐人尤以草书为盛。《唐书·张旭传》:“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草书之盛，在于不受科场的约束，可以自由地抒写胸臆。中唐草书、行书实在是对初唐楷法的一个反动。故祝嘉谓“唐代楷书，诚不足道，行草尚有可观”。
    唐初书学思想，尽笼罩在王学之下，其原因之一是太宗的偏好。《法书要录》:“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高宗流涕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人玄宫矣。”偏爱之甚，即此可见。且唐初大师，无不师范右军。《后唐书·虞世南传》 :“世南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唐书·欧阳询传》:“询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书后品》谓褚遂良“临写右军，亦为高足”。所以，马宗霍虽盛誉唐人书，亦以为“唐初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马氏以为，至颜鲁公出，乃“起八代之衰，”才“卓然成为唐代之书”。从此可见，唐人书，至鲁公才卓尔独立，非复晋人面目。这种复古的思想，在唐初极盛。太宗推崇右军，无疑是钦定的审美价值尺度，在封建时代，这种影响力不言可知。应规人矩的唐初书法，不妨称之为古典主义。
    这种倾向，是以尊崇晋人法度，用理性抑制情感溢放为其特征的。所谓“唐人尚法”，即不能逾越既定的法度，“法”是最高的原则。而“法”是客观的，作书遵从客观的法则，而抑制主观情感的发挥。传为欧阳询撰《付善奴诀》说:“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重轻。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敬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这与传为欧阳询撰的《八决》大意相同。《八决》说书写时，应“澄神静虑，端己正容”，字要写得“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至李世民撰《笔法诀》，这样的准则便几乎被奉为法典。《笔法诀》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敬斜;志气不和，书必颠倒。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献，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李世民虽并无创见，但以帝王之尊而倡此论，其影响力便不可等闲视之了。字正是心正的表现，字敬斜，是心不正的表现。而心态既不能“虚”，也不能“满”，只能“中”—即“心正气和”。这样的理论，开了宋人以理学言书的风气。这样的体系，自然就将王羲之奉为楷模了。所以，李世民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辞，历数历代各家书法之短而独尊右军，竟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论，何足论哉!”历代帝王对于书学的影响，没有任何人可与李世民相比。宋的赵估，虽也善书好书，但他并未独尊一人而小视诸家，且赵估处于北宋将亡之世，自己也并不真是“英主”，故不能与赫赫的明君英主李世民相比。
    所以，唐初的书法思想，是王学的最终构成。这种思想，强调心理的平衡，而抑制情感的宣泄;强调客观规律，而抑制主观精神的发挥;强调秩序，而反对“放诞”。
    如果要说书学思想学派的确立，唐初的几位大师，包括李世民在内，正是学派的创立者。在唐人以前，尊钟尊韦，权威并非一人。何况从汉末至隋，战乱不绝、割土为据，虽则书法备呈丰采，却无一人有“一言而为天下法”之重。到了唐代，不仅天下统一，国力空前，且有“贞观盛世”的英主太宗李世民，于是，斩乱披纷，独尊右军，便是合乎逻辑的发展。
    书学思想学派的确立，有巨大的意义。比如，宋人之“尚意”，显然是对“尚法”的唐人的反动，即使在唐代，到颜真卿的时代，唐初的思想体系也就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正是新体系确立的先声。但凡一种学派思想的创立，无不是从批判开端的。批判思想正是新学派的精神所在。
 

从尚法到重情—唐代初、中期的书法思想（2）

 

    唐初书学思想是在尊王风气下的“尚法”，这种体系的创立，自然并非仅因太宗的偏好。唐初升平的社会.上层士大夫沐于“皇恩”之中，精神生活是雍容儒雅的，虞、褚、欧等，都是重臣。右军书所呈现的风范，实在就是上层士大夫的精神理想。与此同时，绘画的思想规模，也同样囿于前代。潘天寿先生说唐初绘画“不能转移六朝传统之风格，几全承其余绪”。又说:“贞观之世，文学绘画各面，均渐见涵蕴盛隆之迹象”。所以，不独书法，即文学、绘画也同样笼罩在前代的思想中，所不同的是，前代思想至唐初而趋于明晰，并终于构成体系。实在说，唐初百年，既是前朝艺术思想的归宿，又同时是一个大转变的准 备期。大凡艺术思想，一经确立体系，奉为圭桌，便难免极盛而变，走到了极处，新的思想自然便异军突起，由是，新的思想与既往的思想也便争雄并存。
    玄宗即位后的五十年，史称中唐。在此期间，绘画有吴道子、李思训、王维并起。佛教的禅宗亦独盛于时，中国文人画正权舆于当代。这是一个画学新思想勃起的大时代。中国书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颜真卿正崛起于此时。
    颜真卿是开元进士，中国书法在大王之后开创新风格的，他是第一人。汉、魏古法，至颜一变。马宗霍评价最高，他说:颜鲁公“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
    就实际说，鲁公书，以行草为佳。其原因是行草书与科场定法相去甚远，取士以楷，则尽泯个性，千字一貌是谈不上什么艺术趣味的，故鲁公书，堪称为绝世精品的，首推《祭侄文稿》。米带讥颜真卿楷书为“丑怪恶札”，不能不说是很有眼力的。米列颜之真书为“俗品”，足见实用观念影响书法品格之甚了。同一位大师，所作干禄之书，被人讥为“俗品”，而《祭侄文稿》，又情激神扬，创为上乘。从此可以说，颜真卿即是一部唐代书史，他在每个层面上都堪为这个大时代的代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斥，又因与其兄起兵抗御安禄山，被推为盟主。至德宗时，李希烈叛乱，奉旨往叛军劝谕，未果被缢.颜真卿位高德隆，他的一生可谓为忠烈。唐后，鲁公被推崇至极，实在因为他就是一个理想的书家楷范。宋因内外之扰，对颜真卿极为推祟，陆放翁说“学书当学颜”，也就包含了许多艺术外的意义。
    中国艺术的批评思想，素以人品为第一早在汉代.扬雄就说“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宋、明以来，这种观念极盛行，无论书法、绘画，都不能舍人品以论优劣。乃至明末的项穆说:“柳公权日:‘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又说:“欲正其书，先正其笔，欲正其笔，先正其心……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At宋郭若虚在谈到绘画时，早于项氏就说过这类话，他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
    从创作论而言，强调人格修养是有道理的，艺术毕竟是心态的外达形式，内在精神境界的高低，于创作是大有关系的。但从批评论而言，视二者为一事，未必尽合于历史，艺术还有其独立的标准，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人格卑劣而作品美妙的现象，如宋朝的秦桧、蔡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