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沈尹默先生以其深厚的功力、精湛的笔法、独特的造诣，开创了“沈氏书风”，为海内外艺界所推崇。然而，我认为沈先生除了在书法艺术本体上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外，比之更可贵、更难得、更重要的是他的书法文化精神，由此所体现出的文化使命、艺术责任、审美追求及人文期盼，使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以往对沈先生的研究，在这个方面涉及甚少。我们应当确认：沈尹默是在现代艺苑进行书法文化之构建和书法文化之拓展的第一人。

　　为此文化所化之人

　　一代学界大师陈寅恪最推崇并终生奉行的就是那种“为此文化所化之人。”(《海宁王先生之碑铭》)由此来审视现代书法艺苑，应当讲是有幸的：沈尹默先生正是具有这种文化精神的“为此文化所化之人”。

　　沈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一位诗人、学者、教育家，有着崇高的社会声望与学界地位。他曾任河北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同办《新青年》。解放后又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在进城后所拜访的第一位民主人士即是沈先生，从中可见沈先生的德高望重。然而就是一位这样的名流大儒，却以自觉的文化精神自甘清贫与寂寞地耕耘在并不显赫的书法园地，心无旁骛地守望，筚路蓝缕地开拓，从而使中国现代书苑能薪火相传，桃李芬芳。

　　在沈先生的书法艺术生涯中，从1955年发表的《书法漫谈》至1965年完稿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二)》止，在这十年间，沈先生推出了一系列的书法理论著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57年发表在《学术月刊》一二期上的《书法论》、1963年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义(一)》及1964年的《二王书法管窥》。综观这些书法理论，他主要是以解释、阐述书法技法为主，其中尤以运笔为核心内容。这也是沈先生在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所采取的相当务实而又睿智的一面。1957年时，白蕉就写了《我道其东》一文，认为解放后由于书法的不被重视，日本的书法要超过我们，将来我们要向东洋人学书法了。秉性耿直的邓散木直接写了《书法篆刻是否是孤儿?》及《救救书法篆刻艺术!》两文，他们俩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打入另册。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书法艺苑相当不景气，沈先生却在学术界、艺术界撰写阐述书法技法的文章，以纯技法的探讨及解说、普及与推广，来保持书法艺术的生存空间，维系书法艺术的笔墨传承，呵护书法艺术的线条形态。他的书法文化精神在那个年代是多么可敬而又可贵。

　　宋代辛弃疾在读晋代陶渊明的诗后，曾颇为感叹地写道：“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如今，当我们再来读沈先生的书法理论时，就感到“沈氏书论”的本质是“清真”的。这也佐证了沈先生的书法文化精神有深邃的内涵与精当的要义。如他在《书法论》中就指出：“要论法，就必须先讲用笔。实际上是这样，不知道用笔，也就无从研究书法。用笔须有法度，故第一论笔法。笔法精通了，然后笔的运用才能自由，无施不可。第二进而论笔势。形势已得，必须进一步体会其神意，形神俱妙，才算能尽笔墨的能事，故最后论笔意。”而笔法、笔势与笔意，正是沈先生书法理论的基本框架。

　　沈先生的书法理论主要集中为以技载艺、以法显术。因此，他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一)》谈的是唐韩方明授笔要说，通过古今执笔的变迁来阐明他的五指执笔法。在沈氏书论中最具有学术性的是《二王法书管窥》，他重点诠释了中国书法史上大圣与小圣的笔法：内擫法与外拓法。应当承认，正是在沈先生书法文化精神作用下，沈氏书论为现代书法艺苑开拓了一条实践与理论、认知与运用、传承与拓展的坦途。

　　自觉的文化选择

　　沈先生的书法文化精神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和自在的艺术取向。文化学者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和心理倾向很容易使我们的所见所闻具有选择性。”沈先生逝世已有四十年了，正是这段岁月的时空距离，使我们能静观并反思沈先生当年为践行他的这种选择，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

　　1960年，沈先生与陈寅恪、谢无量、徐森玉等人被国务院聘请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成为“国士”后的沈先生认识到，不仅要大力推行书法技法的理论研究，而且还应有一个书法篆刻家自己的组织。他了解到一些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在解放后由于不能再卖字鬻印，因而生活上没有经济来源。他也认识到，应当有一个能让书法篆刻家可供交流、展览及相互探讨切磋笔墨刀韵之地。同时，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是需要有一个能培养新一代书法篆刻家的机构。此时的沈先生尽管已年近七十，目疾日重，但他依然关心着整个书法艺苑的命运与走向，关心着老一代书法篆刻家的生存境遇与新一代书法篆刻家的培养成长。

　　于是，沈先生凭借着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建立的笔墨之缘，毅然上书周恩来，建议成立书法篆刻家组织。周总理及时地将他的信函批转上海有关方面。1961年4月8日，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沈先生当选为主任委员。这是现代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事件，标志着中国现代书法家终于有了自己的专业组织和专业平台，而且为日后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作了奠基，同时亦为全国各地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开了先河。在成立大会后举行的书法展览会上，沈先生展出了正、行、隶等作品，成为六十年代的一次书法艺术盛会，一改当时已边缘化的书法艺术现状。

　　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的成立，终于使当时的书法篆刻家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创作天地，研究会不仅有潘伯鹰、拱德邻、白蕉、马公愚、潘学固、王个簃等老一辈书法篆刻家，亦有方去疾、胡问遂、任政、赵冷月、高式熊等中年书法篆刻家，为日后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复兴与崛起，夯实了基础。

　　极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中国书法的传授模式历代大致有两种，一是碑帖的临摹，一是书家的辅导。因此，其学书的方法是抄写式，其传授的观念是私塾式的，整个传授机制带有很强的工匠培训性。沈先生的书法文化精神表现在书法教育上，亦是自辟蹊径而成就显著。

　　就在1961年春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后，沈先生就在考虑如何培养新一代书法传人的问题。作为一名曾担任过大学校长的教育家，他认为书法教育应当和现代教育相衔接，有现代意识和艺术理念的整合。为此，在他的直接过问与操办下，于1961年的秋冬之际，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与上海市青年宫合作，举办了大型书法培训班，经考试后录取了600多人，因材施教，学以致用。年事已高的沈先生亲自主讲《学习书法的意义和要求》。在此普及的基础上，于1962年春夏之交，又举办了书法提高班。这两期书法培训班，被称为书法艺苑的“黄埔一期、二期”。执教老师分别有白蕉、拱德邻、钱君匋、翁闿运、胡问遂、任政等，这批教师培养了一批书法篆刻的精英梯队，从中涌现出了周慧珺、张森、吴建贤等人，成为当代书法艺苑的中坚与领军。

　　沈先生主持下开办的这两期青年书法培训班，不仅在当时解决了书法艺苑后继乏人的状况，也为以后书法艺术的发展作了基础性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及储备，为当代书坛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时代贡献。

　　从沈氏书论的建构、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的创立，到青年书法培训班的开设，正是在理论、组织、人才三个方面具体而充分地彰显了沈先生的书法文化精神。沈先生的书法文化精神是留给当代书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资源。由此想到，当代书坛如何得到整体性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这也可以说是人们关注的世纪之问。当代书坛不景气，究其原因，可以说就是书法文化精神的缺失。在这个背景下来研究探讨沈先生的书法文化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就显得更为紧迫、更具有现实意义。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琪森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