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介入—帖学的衰微与碑学的勃兴

    嘉庆、道光以后，帖学极盛而衰。造成这个衰落现象的原因很多，就帖学本身而言，赵、董之垄断清初书坛，实在因帝王的偏爱;而且科场、衙门，厉行馆阁，加之，文字狱的苛烈，使一切捉管者不敢稍有玩忽。至嘉、道以后，前此在乾隆时代的考古、小学成就早已卓然，一般文人群起借助于金石以证经订史，这便使书法家在帖学之外，忽见一光明界。加之，金石出土日益增多，摹拓之迹流传日广，最初是作为考古资料的金石，却意想不到地成了学书者所摹范的样本。嘉、道以后，清的国力已江河日下。科举之弊，到了晚清，成为变法者力攻的目标，其中以小楷取士，尤为有志之士攻击最力。凡此种种，无不酝酿着求变的条件。碑学的勃兴，至嘉、道后蔚为壮观，也是历史的必然。何况，审美趣味也常常是在变化中，清人中不乏提倡“丑”，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最终有了碑学的产生。
    康有为论碑学之兴云:“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学之大盛。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集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灌而发其光彩，摹拓以广其流传。……是碑学蔚为大国，适乘帖之敝，人续大统，亦其宜也。”金石学的兴起只是碑学坠地的最后一帖催生剂。万事俱全，只欠东风，吐故求新，早已在历史的母腹中胎成.至金石学勃盛，碑学便告诞生。
    碑学借复古之名以行创新之实。 因为，自李唐以后，书法都本南宗，出人于二王。而碑学，篆则宗秦、隶则宗汉、真书则取六朝，六朝碑板，又以北魏为多。清初帖学，取法不远，都步赵、董后尘，而碑学则直追中古以上，所以大异其趣。金农、郑燮之流，宗古而力求其新，取汉隶、魏碑的精神，而创为“漆书”、“六分半”书，面目一新。于是，碑学遂告问世，这是书法思想的一大转变。
    自碑学盛行后，只攻帖学的专门家便极少了。即使习碑诸家，行草仍多习帖。道光、咸丰以后的书家，碑帖兼擅，如曾国藩、何绍基、翁同和。
    理论的开拓，书外之学的启迪对于一代书风的造成，关系之大，在清是最明显的。自傅山首倡“宁丑”之论，阮元又有北碑南帖之说，继此，包世臣与康有为前后呼应。于是，学者、画家群起以新面目见于书坛，从邓石如而至康有为，遂成洋洋巨流，其影响更及于当代。
    唐人学帖，是学晋人墨迹，宋人则以翻刻的幻淘帖》为范，这种情况，至明最甚。清初是赵、董的天下，所以，祝嘉先生说“明代书法，已走到末路，到了清代是走上绝路了”。书法思想同样进了死胡同。碑学的兴起，是书法思想的大解放，不仅向学书者展示了帖外的另一新天地，且风格流派、批评标准、审美趣味等等，无不以新思想去另立其说，最终至康有为而集大成。所以，碑、帖之异，不仅仅是一个取法于何的问题。
 

全国第十届书法国展广西展区
 

金石学介入—帖学的衰微与碑学的勃兴（2）

 
 

    帖学以心淘捉办为临摹范本，上宗右军为鼻祖，而所宗守的，已非右军书真貌，其流弊可想而知。且自李世民嗜右军后，历代帝王尊右军若圣，令天下人趣味皆同一人之嗜，艺术思想之受到窒息，可想而知。到清初，帝王尊赵、尊董，更下一筹，天下不归于赵，即归于董。康、雍时代，董书风行天下，查士标、姜衰英、朱彝尊、何悼、张照、王澎等，莫不以董书为人门之径，只有王铎、傅山在香光外另辟蹊径，但与大流相较，实在只是一细脉微音。所以，康有为说:“国朝帖学，荟萃于得天(张照)、石庵(刘墉)，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乾隆时，赵书复夺董书之位，也是因乾隆帝的爱好异于康熙，以一人之好，而赵书称盛一时。尤其科场、馆阁中，制限最严，只有少数在野之士，不阿时好，不以赵书为宗，反能异军突起。邓石如生于乾、嘉之间，不参加科举考试，力违时尚，以刻印而悟笔法，得力于秦金、汉印、碑额、瓦当、砖款。包世臣以神、妙、能、逸评书，独邓石如登神品。秦金、汉印、碑石、瓦当之类，多出于民间之手，以此为宗，思想观念便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帖学之弊还在宗守一家之书，使书法艺术囿于有限的美学涯限之中，不能充分展示个人的精神，碑学于帖学的颓势之时，另走他途，上追秦汉，师法金石，从民间艺术中获得生命，由此，书法思想便空前活跃。
    碑学的兴起，隐隐有反满的民族意识在推动。碑学的兴起、帖学的衰微，恰与清室皇权由盛转衰同时。在野之士，不阿时尚，不逐名于科场，不以帝王的趣味为归宿。乾、嘉间，朴学的盛况，正是一般学者慑于文字狱的苛虐而潜心金石的结果，金石学又在事实上导引出了书法的新流派，直至康有为，力攻帖学，反对科举以小楷取士，更明显地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变洲顷向。赵松雪之被诸多攻击，实在不是因书法成就不高，是恨其为贰臣，转而攻其书之圆媚，这也有非书法思想的因素存乎其中。帖学之堕人科场、馆阁，是已走人官方之般中矣。所以，碑学的兴起，对于书法艺术而言，实有起死回生之功。
    清朝后期书家，犷艺舟双椰以四家为登极者:“集分书之成，伊汀洲(秉缓)也;集隶书之成，邓顽伯(石如)也;集帖学之成，刘石庵(墉)也;集碑学之成，张廉卿(裕钊)也。”祝嘉伟法源淤评四家称:“秉缓得力于汉伽方碑》，浑厚劲健，故自不凡。石如隶书，取教片及博，篆书得力于李斯为多。刘墉用功虽深，然终未尽脱馆阁体，未见超凡。张裕钊笔力极健，下笔洁净，惟于结构上，绝少变化，近于布算。科举中人，像缠过脚的妇女，虽经解放，仍是不能与天足比的了。”抑帖扬碑的康有为，取法于《石门铭》《瘗鹤铭》《爨龙颜》等碑板，其书气象雄阔，愈大愈妙。康书以神行，而不斤斤于点画笔墨，可以说，这正是从帖学思想中解放出来所悟得的方法。
    碑学从一开始，便具有很明确的批判意识，批判的目标便是帖学。这不仅仅使湮没千余年的金石书法大放异彩，更由此建立了一个迥异于帖学的艺术流派及理论体系。集这个体系大成的，便是撰写《广艺舟双楫》的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