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期中的隋代书法思想

    隋因国柞短暂，故其书家或归人前朝，或纳人后代。如马宗霍《书林藻鉴》将释智永、释智果列为梁时人，祝嘉则纳人隋，兹从后说。
    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对唐初书法有很大的影响。冯武《书法正传》谓智永“妙传家法，为隋、唐学书者宗匠”。相传他住吴兴永欣寺，登楼不下四十余年，积年临书《千字文》。这种静虑澄心的程度，实无异达摩面壁了。
    自南北朝后期至隋，书史上的释徒日益增多。隋之书家，祝嘉《书学史》辑十九人，而释徒居四，民间书家则仍不减于前朝。《广艺舟双楫》举其重要者，有四十余种，多为造像，且在北方。这足见，隋虽统一天下，而南北朝积俗仍沿传至当代。
    智永、智果都是会稽人，向有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之誉。因此，“北碑南帖”的遗风，仍依稀存在。苏轼谓智永书“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墨池琐谈》称智果书“时有僧气”。
    儒家习字，本为修身，为养性的一种手段。释徒作书，意在修习。智永临《千字文》八百本，遍施江东诸寺，其书法思想已为之一变，早不是其远祖的观念了。隋以后，历代书家，释徒越来越多，而智永可谓书僧之祖。疏淡超尘的“僧气”，即近乎诗之禅趣。北朝书家，即使书刻经文，其作者未必即是佛门中人，故书法显现“僧气”，实应自隋始。至唐，辑人《书史会要》的书僧，即骤增至二十八人。佛教传人，虽在东汉，而佛学思想渗人书学，却经过了四五百年的时间。潘天寿先生说，自东汉至六朝，“佛教的寺院，因宗教思想的灵化，差不多成为美术的大研究所”。这虽是谈的美术，对于书法也适用。佛教本为治心之学，以书法、绘画为治心手段，正是中国佛门高僧的独创。隋朝书僧不少，断非偶然，中国佛学体系的确立，恰是在隋至唐天宝年间。智果论书之作，题为《心成颂》。这篇短文，本是分析字的结构，却谓为“心成”，已具佛门气味了。
    六朝文风浮靡，独书法雄厚，至隋，则渐呈弱势，已开唐人风气。此或因上层文士逐渐热衷书法，故民间稚朴的风韵遂为取代。文帝于洛阳文观殿后建二台，东名“妙楷”，西名“宝迹”，分别藏古名书、名画。皇室及文人的热衷，自然将民间书法的朴野风貌渐渐销蚀。祝嘉先生谓，楷书在六朝是雄厚、古拙、善变化的，“到了隋朝，渐匀整，少变化，到了唐代简直是排算子了”。
    这种转变，也有方法上的问题，钟元常时代，是以隶法作楷，二王后，逐渐抛弃隶法。张绅《法书通释》对此阐述最明白:“古无真书之称，后人谓之正书、楷书者，盖即隶书也。但自钟瑟之后，二王变体，世人谓之真书，执笔之际，不知即是隶法，别为构体，流传既久，失其本原，乃至日趋妩媚。”
    自魏晋至南北朝，三百余年，割土争雄、分疆自立。这种政治的纷乱，反造成自由思想的发达，书法即赖这种自由的思想得以繁荣。隋统一南北，政治上的混乱虽至此结束，而书法思想，也于无声中稍受“统一”思想的束缚。但凡一种书体，在产生之初，本无规矩约束，书写时，顾忌自然很少。行之既久，日趋规范，一旦成为正式书体，在种种官方文书中应用，于是，它最初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也便为“笔笔应当如此”的律条所限。故六朝楷书，雄厚善变，到了隋，则渐呈弱势，匀整也便取代了自由。在佛教影响下勃兴的北魏书法，奇拙雄稚。而至隋，虽然出现了知名的释书家，而其风范，却似右军。风格多样的北魏书法，至隋而趋于单一，因智永对右军书的用力，又开启了有唐一代的风气。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士大夫的艺术趣味逐渐取代民间书法的转变。隋代碑版很多，但除少数外，都是一个面目。“几若算子”之讥，尤宜形容隋代碑版。智永是书史上第一个全身心地尊王学王的人。到了唐代，李世民承风继踵，于是风气大开。一个空门中人、一个帝王，终于使书坛定尊于王。所以，从书法实际成绩看，隋代虽平平无奇，而在书法思想史上，这个时代却是从汉魏精神转向李唐风气的关键。